千里乌江，发源于云、贵两省交界处，流经贵州、湖北、重庆等40多个市县，最后在涪陵汇入长江。

乌江流经的大部分地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何开发、利用、保护好乌江，带动乌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这4个省市、尤其重庆与贵州两地十分迫切的任务。

11月15日，就乌江流域的合作与发展，记者采访了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家李良品教授。

长江师范学院就靠近涪陵区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学院下属的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是国内唯一一家以乌江流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最早对乌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0年。当年，有三拨人相继不约而同地考察乌江流域，一拨是原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的黄建明教授，一拨是涪陵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一拨是贵州省的专家。”李良品回忆道，“无巧不成书，这三拨人在贵州思南不期而遇。考察归来，黄建明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乌江的小册子，从而拉开了研究乌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序幕。”

此后，几经争取、充实和调整，2005年，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终于在长江师范学院正式挂牌。

李良品是研究中心主任，短短几年时间，他带领中心的研究人员，跑遍了乌江流域沿途的各个区县。“考察是全方位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都要去调查、了解。”

在李良品的眼里，乌江流域所经过的区域，大部分与大娄山、武陵山区重合，多是老少边穷的地方，也是各自行政区域内的“边角杂料”。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乌江两岸聚集了很多人烟，这些地方的主要通行方式就是依托乌江水路。随着梯级水电站的修建，航运功能被逐渐弱化，区域之间的往来主要依靠陆路交通。人们赖以繁衍生息的乌江发生了变迁，当地人的生存、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要解决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就要了解这些区域的地理、人文，要明白解决交通瓶颈制约与条块分割对这些百姓的紧迫性。

李良品说，乌江干支流涉及4个省级行政区，这意味着乌江流域是分而治之，要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一些跨区域合作问题，难度肯定不小。“就以我们做学术研究为例，要到别的区域收集资料，即便拿着重庆相关部门的介绍信去，很多时候对方都不愿提供。”

“要解决这些难题，仅仅凭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县来协调是行不通的。”李良品说，“这需要更高层面协作才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乌江山峡经济圈应运而生。这个经济圈包括贵州的沿河、思南、德江和重庆的彭水、酉阳、黔江等，其核心区域为乌江山峡沿岸地区，囊括人口200余万。与此同时，黔北道真、正安、桐梓等县与渝南南川、万盛等区近年开展了大娄山边区协作。”

双方互为需求，是解决乌江流域各地合作中难题的最大推动力。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兴骥长期关注并推动乌江流域区域合作的研究。他多次沿着乌江走，包括到涪陵口岸实地考察。他也是李教授的座上宾。他说今年8月，重庆与贵州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还分别与遵义、毕节两个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按照框架协议安排，在“十二五”期内，重庆企业将在黔投资近1000亿元，包括交通、能源、汽车、电子信息产业等。通过合作，贵州也将为重庆的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能源、资源及消费市场。

“这说明，渝黔合作已打破行政分割，从过去的边区、片区协作上升为省际合作、大乌江流域的合作。”王兴骥说，“随着渝黔两地经济、文化联系的紧密，将更有利于乌江流域区域合作问题的解决，并探讨出一种携手合作、分享机遇、共同繁荣的协调发展的机制。”

在王兴骥看来，除了陆路交通外，乌江航运和水污染问题，是整个乌江区域合作必须面对的难题。过去乌江没有电站的时候，航运可以从涪陵直达遵义的乌江镇。而如今在修建梯级电站时，各地出于不同利益的需要，航运没有予以充分考虑。如今，航运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只能在有限的区间航行。在未来的合作中，如何恢复主航道保证航运畅通并避免类似的问题出现，还需要从长计议。

另一方面，现在乌江水质安全是整个流域，也是长江流域特别是三峡库区关注的焦点。王兴骥说，能否通过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补偿机制，来调动乌江流域各行政区域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这需要从一盘棋的角度来制定一些政策。否则，对乌江的综合开发、利用、保护都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