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连日蓝天白云，上海市环保局数据显示，PM2.5浓度连日低至个位数。环境专家表示，气象因素是这段时间空气质量偏好的主因。因此，近日的好空气这并不意味着上海PM2.5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PM2.5浓度是多少?不同机构的监测结果存有差异；同时，对PM2.5的主要来源和成分，学界也存在争议。

　　“如果上海空气要达到市民直观看过去好的程度，则能见度要达到10公里以上，类似墨尔本的水平，至少要10年时间。”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伏晴艳透露。

　　不同机构对PM2.5浓度的监测结果存在差异对PM2.5浓度的判断，决定了后期治理的投入。上月27日起，上海市环保局开始试行发布市内10个监控点的PM2.5浓度数据。

　　来自上海市环保局的试点监测显示，昨天，上海市区内监测点周围，杨浦平凉路的PM2.5日均浓度最高(平均14.1微克/立方米)，浦东张江祖冲之路的浓度最低(平均8.2微克/立方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城市中PM2.5的年均浓度限值为10微克/立方米，日均浓度限值为25微克/立方米。显然，至少在昨天当天，上海的PM2.5浓度完全符合且超出世卫组织的标准。

　　“并不能仅凭几天的数据，就对PM2.5的浓度做出判断。”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告诉早报记者，“研究空气中的PM2.5浓度，需要长期监测和统计。”从2003年开始，庄国顺就在上海两个典型监测点，自发监测和统计空气的PM2.5浓度。通过四年的监测，庄国顺和他的团队发表了题为《上海细颗粒物PM2.5和总悬浮颗粒物TSP的离子化学、季节变化和来源》的学术论文。该论文曾被国际知名环境类权威学术期刊《大气环境》评选为引用率最高的科技论文之一。

　　论文称，上海的细颗粒物PM2.5和总悬浮颗粒物TSP的日平均浓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讲，中国PM2.5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毕业于美国罗德岛大学的庄国顺向早报记者透露，他每天早晨起床，都会用清水洗鼻孔口腔。“上班也要拣小道走。下班后在办公室坐到晚上7点才回家，都是为了避开PM2.5。”庄国顺称。

　　北京的情况可能更糟糕。年初，某机构在网上自行发布PM2.5监测数据后，民间兴起了监测空气质量的热潮。而最具争议的情况是，民间的监测数据与官方结果存在一些差距。实际上，类似的差异在上海也出现了。5月，有机构在互联网上公布了自行监测的PM2.5数据，细心的网友发现，其数据与上海市环保局提供的监测结果有出入。“并不能说这些数据谁对谁错，关键还要看监测的时间、地点和手段。”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科技处处长王文华解释称。

　　根据上海市环保局的解释，部分机构监测PM2.5采用的是β射线法，而上海方面则使用了传统的微量振荡天平法。“这两种方法均被中国和美国环保部门认可，但上海方式更适合上海高湿的气候。”环保局解释称。早报记者了解的情况是，监测方式的不同可能对结果带来一些浮动。

　　“基于各种原因，不同机构和学者对PM2.5的监测会产生不同的数据，这对公众认知PM2.5带来一些影响。”庄国顺称，“但至少大家都认同的是，中国需要尽快治理PM2.5问题。”

　　学界对PM2.5的主要来源和成分也存在争议

　　争议不仅存在于PM2.5的浓度，还有其主要成因。“ PM2.5主要包含硫酸盐、硝酸盐、铵盐、有机物和烟尘等。每一个成分来源都不相同，很复杂。”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与环境学部教授郁建珍告诉早报记者，硫酸盐源于燃烧煤炭的发电厂以及燃油的轮船，烟尘可能来源于汽车尾气排放，而有机物可能和餐厅烹饪有关。

　　2012年1月，分管环境卫生的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曾向媒体透露，首都PM2.5的来源中，约22%来自机动车排放，17%来自燃煤，16%来自扬尘，甚至有24.5%来自周边地区的排放。“不同地方因为生产生活习惯的不同，PM2.5来源的比重可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廖宏研究员告诉早报记者。

　　“就我们监测的数据看，上海的PM2.5成分在近几年是有变化的。”庄国顺教授团队成员、负责监测设备运行的黄侃博士告诉早报记者，“最开始，燃煤是上海PM2.5的主要来源。但在宝钢等工业企业引入脱硫技术处理后，上海空气中SO2(燃煤排放物)浓度出现低于NOx(交通排放物)浓度的情况，这是上海在治理颗粒物过程中取得的成果。”

　　“虽然燃煤排放物少了，但上海颗粒物浓度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NOx已经逐渐成为污染气体的首要污染物了，这和上海日益增加的机动车数量分不开。”黄侃分析称。

　　恰恰是基于目前形成的监测和统计结果，政府部门推出了搬迁工厂和控制汽车等治理手段。今年两会期间，北京提出治理PM2.5的八项具体举措中，就包括提前淘汰40万辆老旧机动车和控制燃煤比重。但也有人认为，在对PM2.5来源缺乏足够认识背景下，部分治理措施可能效果不佳。“PM2.5化学成分和形成机理复杂，有生物质和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黑炭、有机物，也有地面扬尘、空气中的浮尘等，以及大气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物如硫酸盐、新形成的有机污染物等。另外，餐饮业和吸烟都可能会带来颗粒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陈建民透露,“我认为，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公正的监测，把PM2.5的来源和成分研究清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科学的治理方案。”陈建民坚持认为，在PM2.5来源和成分尚缺共识情况下，部分行政治理手段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浪费。

　　陈的同事、复旦大学教授杨新认为，不能忽视非人为因素导致的PM2.5问题。“目前中国PM2.5浓度较高的原因主要是人类活动排放，但也不要忽略来自天然源的影响，比如沙尘来袭造成的重度污染。”杨新称,“PM2.5不仅来自本地污染源，还能通过中长距离传输影响周边地区。比如，秸秆燃烧及来自我国北部、西北部的沙尘经过中长距离传输，成为我国中东部城市PM2.5的主要来源。”

　　治理PM2.5在中国仍是持久战

　　尽管学界对PM2.5问题仍有不少争议，但在治理问题上还是保有统一的态度。

　　2009年底，庄国顺收到一份发自国务院的征询意见书，询问他对将PM2.5写入国家空气质量评价标准的看法。“我完全支持将PM2.5写入国标。”庄国顺告诉早报记者。2012年2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准增加了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

　　“PM2.5是当前公众极为关注的问题。现在经常出现官方报告的空气质量跟老百姓的直观感受相对立的情况，环保部门报道空气质量优、良，老百姓感觉却是灰蒙蒙的，引起公众对政府部门公信的质疑。正确认识PM2.5污染现状，抓紧PM2.5监测数据的公布，不但是解决民生问题的迫切需求，也是应对混淆视听的最好方式。”陈建民强调。

　　尽管PM2.5最终纳入国标，但出于各种原因，新标准实施的最后限期还是被推后到了2016年。对此，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相关人士向早报记者强调：“2016年开始实施新标准，是考虑了我国各地空气质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国情。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实施标准都要拖到这一时间点，包括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已经开始试行监测和准备。”

　　目前看来，PM2.5的治理确实是一场持久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远航表示，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单一的污染物，更要对各种污染物之间的“关联”进行协同控制，“这无论在设备、技术还是人力上，对中国都将是一场持久战”。